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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下乡“垃圾下乡”与农村土地保护毕业论文目录范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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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下乡“垃圾下乡”与农村土地保护毕业论文目录

论文导读:

  摘 要:“垃圾下乡”在城镇化过程是一个先结构的选择。通过政府间的共谋,将农村土地变成了城市居民处理生活垃圾的公地。这种行为侵占了农村土地,损害了土地的耕种环境。在此过程中,受益圈与受害圈的分离,受益圈行为的分散性与效果的累积性,受害圈抗争的无力性使得农村土地在面对城市“垃圾下乡“得不到相应的保护。改变这种状况取决于受害圈的抗争,技术的支撑及政策的转变。

  关键词:“垃圾下乡”;农村土地保护;受益圈;受害圈

  1004—1494(2013)05

  一、研究问题的由来及研究目的

  农村的环境问题长期为社会学界所忽略,道出了当今中国社会学界在农村环境问题研究中的尴尬局面。早期的社会学家,确实未有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从李景汉《定县县社会概况调查》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其中确实并无内容论及农村环境。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一度中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社会学界在农村研究方面更多地是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布迪厄提出实践中的“模糊逻辑”,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既非受制于本能,也非完全合乎理性的逻辑,而是被前理性的实践感所支配。社会学界在农村环境问题研究上的不足,显然是受到了布迪厄所称 “模糊逻辑” 的影响。这种“模糊逻辑”就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农村环境问题被边缘化了。

  我国正处于高速城镇化时期,生活垃圾处理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垃圾人均年产量达到440千克,2010年估计我国城市垃圾量达到3.52亿吨,居世界第一。并且每年以8%至10%的速度增长。垃圾的历年堆存量达到60亿吨。全国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我国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最主要方式是填埋,达到80%以上。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达到75万亩[3] 21-27。侵占的土地,如果再加上受垃圾处理影响的土地面积,其数量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城市生活垃圾中的绝大部分被运往农村,侵占农村土地,并且污染损害农村土地的耕种环境。但是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下乡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却没有得到社会学界应有的重视。

  下乡,是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字眼。我们有过很多事物的下乡,从最早的文字下乡,到后面的文化下乡,科技下乡等,都是在帮助农村发展。这里用“垃圾下乡”,是指城市产生的生活垃圾运往农村填埋处理或者不进行任何处理任其自然风化,并无哗众取宠之意。对于现实而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字下乡,给农村送去的是知识。垃圾下乡,为农村送去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农村非公地的公地化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垃圾则是城市市民生活的副产品。在“垃圾下乡”的过程中,农村的土地本身不是生产垃圾的市民的公地。但是在中国的垃圾处理过程中,农村的土地最终成了市民的公地。这种转换过程中所体现的社会机制无疑是值得让人深思的。

  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其理论的模型认为牧民的个人理性行为会导致公地的毁灭,从而导致牧民的破产[4]。船桥晴俊(Funabashi Harutoshi)将哈丁(Garrett Hardin)模型简化来说明公地的悲剧:在一个小村庄里有一共有的土地可以用来放牧十头奶牛。村里的十个牧民对这块地有同等的权利,因此每人可以放养一头牛。当每个人只有一头牛时,这块公地可以提供足够的草,而且这十个牧民可以延续地使用这块公地。如有一个人养了两头牛,他就能从公地中多获私利,但这会加重公地的负担。每个牧民都面临着同样的诱惑:养的牛越多,他的获利就越多。如果他们在个人获利最大化方面是所谓理性的,他就会养更多的牛。然而,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地的毁灭[5] 164-175。无论是哈丁(Garrett Hardin)还是船桥晴俊(Funabash Harutoshi)的论述,都认为个人的理性如果没有约束,最终将导致公地的毁灭。

  既然个人理性会导致公地的毁灭。那么公地的产生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垃圾处理过程中公地的产生可以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公析。利益相关者分析是一个看问题的视角。陈阿江曾用此分析方法成功地分析了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6]。将农地变为市民处理垃圾的公地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四个方面,市民、政府、垃圾处理企业(有的地方仍是政府处理)、以及垃圾处理场附近的村民。在这样的一个利益相关者范围内,市民和村民分别代表着垃圾制造者和垃圾处理的受害者,而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在社会机制的作用下,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参与,把致害者与受害者隔开。

  (一)垃圾下乡:一种先结构的选择

  船桥晴俊(Funabash Harutoshi)没有对先结构选择(pre-structure choice)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在其论文中曾经举例进行过说明[5]。先结构选择是指的这样一种选择,即在选择前,结构就已存在,而这种选择必须在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做出。

  在“垃圾下乡”过程中,对于市民而言,先结构的选择在于,要么不生产垃圾,要么生产垃圾。城市生活中必然产生垃圾,这是市民的一种先结构的选择。垃圾产生后,对于被占地的农民而言,也存在着两种先结构的选择,即反对垃圾下乡侵占其土地,或者同意垃圾下乡侵占其土地。就某个社区的农民而言,他们可以有这两种选择。但是把城市周围的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则他们先结构的选择只能是垃圾下乡侵占其土地,而不管其是否同意。这是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城市不可能完全将垃圾回收处理。受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政府不会考虑将所有的垃圾实行焚烧发电或者其他方式将垃圾全部销毁。“垃圾下乡”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政府:共谋与无奈

  在实现“垃圾下乡”的过程中,政府间存在着一种共谋的现象。这里所谓的共谋,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其管理的职能,在同级或者不同级别的政府间的一种协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基层政府往往通过各种方式使其行为偏离国家的法律、政策的初衷,甚至完全背离法律、政策。周雪光指出,实际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政府的各种政策指令时,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常常共谋策划、暗渡陈仓,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予以应付,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7] 。这种共谋是一种对上而采取的措施。与此不同的是,在“垃圾下乡”过程中,政府间的共谋是针对下面的农民而采取的措施。必须指出的是,共谋并不一定必须偏离国家的法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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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J市的调查中,笔者发现在“垃圾下乡”的过程中,城区的政府并不与农民直接接触。而是通过与当地政府的接触来实现征地的过程。城区政府不与当地农民直接接触的对其有利的地方在于能够避免直接和当地农民的不必要冲突。而当地政府愿意出面的一个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中根深蒂固的惧官情结。民间流传的“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的谚语深深植根于百姓的心灵深处。而“县官不如现管”则是政府间合谋的一个社会心理基础。这种行动逻辑在现实中得到支撑的地方在于城市垃圾处理场的建设都得以实现。城区政府与垃圾处理场当地政府能够实现合谋在于当地政府或多或少能从城区政府获得某种自己所需的资源,包括资金和升迁的机会。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认为,在强关系网络中能获得比弱关系网络中更多的同质社会资本[8]。由于城区政府与当地政府这种强关系的存在,这种共谋的实现可能不会出现任何困境。

  政府共谋的无奈之处存在于城区政府,同时也存在于受影响地的政府。对于城区政府而言,城市生活中的垃圾的产生是必然的,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它必须对垃圾进行处理,这是它的职责。处理垃圾这个前提决定了它必须为城市生活垃圾寻找出路,在当前的技术和资金条件下,垃圾填埋成了一个最经济的选择。对于受影响地政府而言,城区政府社与它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在中国现行的行政级别结构中,地级市管理着辖区范围内的各级政府,为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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